8月1日，第2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貴陽舉行，當代著名作家王躍文攜新作《愛歷元年》亮相書博會，并與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展開對談。
1999年，王躍文創作官場“清明上河圖”——《國畫》。自此，他被媒體譽為“中國官場小說第一人”。他后來創作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間》、《蒼黃》、《亡魂鳥》、《大清相國》等系列小說推出，一時洛陽紙貴。2014年，王躍文的視線跳出官場，回歸日常生活，一部《愛歷元年》直面人性的善惡，寫盡世情百態。
1996年，龔曙光以《湘軍，一支缺乏修煉的隊伍》獲得湖南省首屆當代文學評論獎。近20年來，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知名出版人，龔曙光長期致力于推動原創文學的發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自稱“一直是為作家服務的人，一直給作家打下手”。
2014年8月1日，第24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在貴陽舉行，當代著名作家王躍文攜新作《愛歷元年》亮相書博會，并與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展開對談。
上篇
“文化人就是接受過現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識、文化來維持生計的一類人。我們現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靠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讀書，從而獲得生存基礎和謀生能力的人，他們是當代社會最主流、最活躍的主體。”
根據龔曙光對文化人的定義，王躍文認為，中國公民中，50歲以上受過高中教育的不少，30歲以上的很多人都受過大學教育，所以現在中國公民的主體是文化人，或者說，現在擔當國家命運的就是這個主體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終被時代裹挾與沖撞
在《說文解字》中，“文”最早的含義是“紋”，而后“文”化成“人”，當今的“文”特指“人”的“文化”、“文明”。
自古以來，文化人擔當著把“文化”、“文明”融入到“人”當中的使命，其自身命運卻不可避免地被歷史的大潮所裹挾，人類的大歷史左右著每一個文化人的小歷史，而每一個文化人的小歷史也都折射著人類的大歷史。
在王躍文的小說中，社會各階段里各色人物的無奈選擇與命運沉浮，成為中國當代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真實寫照。
文化人的定義擔當國家命運的主體人群
每個時代對“文化人”的定義都不一樣。在當前的文化生態之下，人們更習慣于以“知識分子”、“獨立知識分子”指代文化人，而龔曙光所理解的“文化人”，是一個比傳統的讀書人和今天的各類知識分子更寬泛的概念。
“文化人就是接受過現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識、文化來維持生計的一類人。我們現在社會生活中那些靠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讀書，從而獲得生存基礎和謀生能力的人，他們是當代社會最主流、最活躍的主體。”
根據龔曙光對文化人的定義，王躍文認為，中國公民中，50歲以上受過高中教育的不少，30歲以上的很多人都受過大學教育，所以現在中國公民的主體是文化人，或者說，現在擔當國家命運的就是這個主體人群，即文化人群。
文化人的宿命始終被時代裹挾與沖撞
文化人或多或少都會被社會所左右，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但文化人又同時希望引領社會，這就是文化人“志于道”的地方。
有人說歷史上只有兩個半完人，孔子與王陽明是兩個，而曾國藩只能算半個。事實上，在對“道”的追求中，“完人”也同樣擺脫不了宿命的安排，但也從未放棄過與宿命的抗爭。
王陽明是狀元之后，自幼研習朱熹學說，28歲中進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等。生平兩度去職，中年以后辭官講學，在紹興、余姚一帶創建書院，以良知之學創立“陽明學派”，令后世中國知識分子敬仰，史稱其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
王陽明的前半生，以大丈夫之功成立業為最大目標，這是他作為文化人的宿命，但龔曙光認為，王陽明的學術追求和學術思想，卻是他對其所處時代的反駁與抗爭。
曾國藩20多歲就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為“國藩”，足見其政治抱負。中國傳統的讀書人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的抱負也是當年湘軍諸位首領共同的抱負，還是他們所處時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負。正是這樣的抱負，引領曾國藩和他率領的湘軍成就了一番偉業，成為當時國家的柱石。
那個動蕩的時代選擇了曾國藩，也成就了曾國藩，但仕途成功的曾國藩和他所處的時代也是有抗爭的。他處在一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但他非常律己，盡管可以支配的金錢如沙如海，曾國藩卻始終是清廉的。所以，龔曙光認為，“每一個成功的人，都有他的時代宿命，也有他的抗爭。”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
以一個出版人的眼光來看，龔曙光認為，王躍文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和作者基本是一個類型的：大體在社會底層長大，感受了社會生活的艱辛，有一個努力讀書的童年，爭得了一個自我發展的機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轉型的社會所裹挾。“不管在古代、現代還是當代，這都是文化人與時代關系的縮影，而這正是文化人的宿命。”王躍文如此，龔曙光亦如此。
龔曙光多次表示，“我的理想絕對不是當商人，但我現在毫無疑問已經是一個商人，這就是我在這個時代中作為一個文化人的宿命。無法主宰自己的社會角色、選擇自己的行進道路，而是始終被時代裹挾、被時代沖撞，最終被時代安排到某一個角色上，這是我們的宿命。”
從這個角度出發，龔曙光把“宿命”定義為文化人和時代的關系——這一代文化人最終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在這期間更多的是時代的擺弄和安排，但同時也要對時代給予的角色進行抗爭，這是絕大部分文化人共同面臨的處境。
文化人的立場有錢也不搞成癮游戲
因為宿命，作為企業家的龔曙光，每天要跟金錢打交道，要跟每一單生意打交道，要為股東創造最大的利益；因為抗爭，當眾多上市公司紛紛高調并購手游企業時，手握巨資的中南傳媒面對這個天大的誘惑卻選擇無為。
在談到作為一個文化人的立場時，龔曙光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內容提供商，希望盡可能為消費者提供最好的文化產品，尤其是在兒童教育方面，希望孩子們學好中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
“文化人里我最有資格做手游，因為我們中南傳媒有錢。”龔曙光說，早些年就有人在勸自己涉足當前火爆的手游業，他自己也明白，如果當初搞手游，中南傳媒的市值就絕不止260億。但龔曙光認為，現在的孩子大多都有手機，是家長監護的一個盲點，如果因為自己做成癮性游戲，讓哪怕一個孩子由于沉迷其間而耽誤了學習，等于讓他們吸毒，自己就喪失了一個文化人的基本道德。“我們是一個教孩子們讀書，為孩子們提供知識、傳授文化，最終用文明去塑造他們的企業，假如我讓他們去玩手游，并由此成癮，荒廢學業、改變人生，這和販毒有什么區別呢?這和在牛奶里面添加三聚氰胺、在菜肴里使用地溝油又有什么區別呢?”
對于龔曙光的這一立場，王躍文深表贊同：“讓人失望的是，當前許多文化公司，在利益驅使下，都去涉足手游行業，甚至其他灰色行業，失去了一個文化人的立場。”在王躍文看來，龔曙光的抗爭其實是時時存在的。“我曾經望文生義地調侃說，商人商人，就是要商量著做人，而龔曙光一直在同這個世界商量，即應該做什么，應該不做什么。而做與不做的標準，就是存乎于心的道。這種商量，也就是文化人的抗爭。”
文化人的寫作對官樣文章的抗爭
王躍文的小說寫作，過去總是被定義為“官場文學”。王躍文說，他非常不喜歡“官場小說家”和“官場小說第一人”這個狹隘的稱呼，這是媒體貼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藥，想撕也撕不掉。“我的小說，不管是關注現實的，還是寫歷史的，或者是寫鄉村的，包括現在《愛歷元年》是寫情感生活的，我的寫作對象都是文化人。”
龔曙光說，文化人的基本特點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識在這個社會謀生，王躍文也很贊同用這個定義去定位自己的身份，但他同時認為，自己這種“文化人寫文化人”并不是一般文化人的寫作，而是一種士子寫作。古人關于“士”的定義源遠流長，到春秋時代開始固定下來的士的概念，就是我們今天熟悉并接受的所謂士的概念。孔子曰“士志于道”，只有那些有“道”的追求的、有理想的讀書人才能算“士”。“我寫作的對象是文化人，但我自己還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在我的寫作當中貫穿了我對生活的理解和期望。”王躍文說。
在龔曙光看來，王躍文的小說恰恰體現了其作為這個時代優秀的文化人之一的文化立場，及其對社會、對時代的糾纏和抗爭。
王躍文在成為專職作家之前，曾經是政府機關的一名公職人員，在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他的主要職責是寫“官樣文章”。“當我把官樣文章寫到優游自如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則以作文’，文學的夢想就蘇醒了，開始寫作。”
1999年，王躍文創作了《國畫》。這種“我筆寫我心”的寫作，顯然是對“官樣文章”的一種抗爭。《國畫》出版后一紙風行，讓他的生存環境發生了逆轉。第二年，王躍文脫離公職單位，成為專職作家——這個職業同樣是其對宿命設定的社會角色的抗爭。
下篇
正如文學評論所言，王躍文的《愛歷元年》是一部無比誠實的情愛之書，在一幕幕情愛糾纏里，多角度呈現了欲望的沖撞、內心的迷亂和人性中善與美的升華；但《愛歷元年》更是一部無比溫暖的人性之書，將文學撫慰心靈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將人性的光輝抒寫到了極致，喚起了人性的救贖，激揚了人生的真諦。
這是又一部關于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活劇，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員，又是觀眾。
《愛歷元年》——關于文化人的世情大戲
有一種說法，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都是自己的自傳，在王躍文的《愛歷元年》中，同樣存在著作者的影子。與其說，這是文化人自己寫的又一部文化人的自傳，一幅文化人與情感、與經濟的剪不斷、理還亂的浮世繪，不如說，這是又一部關于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的活劇，這里面的文化人，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是演員，又是觀眾。
知識分子的自傳
王躍文愛吃牛肉，所以小說主人公孫離吃套餐時，大多時候是吃牛肉，他的妻子喜子叫他牛肉寶，吃牛肉百吃不厭。拋卻這些細枝末節，《愛歷元年》仍舊沒有跳脫“文化人”這個范疇，寫的是關于知識分子的情感和家庭的故事。
為什么要寫這個小說?王躍文談到了他的一些理性的思考。“中國最近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很多事情，很多問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想清楚，一切該發生和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讓每個人措手不及。”
“當社會被某些辨識不清的洪流裹挾的時候，當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時候，我愿意選擇慢下來，停下來，甚至往回走，看看那些狂奔的人丟失了什么。”正是出于這一初衷，王躍文創作了這部小說。從表面上看，《愛歷元年》是個情感故事，而本質上卻是一幅家庭和社會變遷的浮世繪，“我想通過一些雞毛蒜皮、雞零狗碎的事情的描寫，回望中國二三十年突進與逡巡的過程，停下來作一些思考。”
龔曙光把王躍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定位為一個類型，即“文化人的類型”。“在過去三十年或者更長時間里，文化人扮演著社會的各種角色，而且是扮演主要角色。王躍文的小說，寫的都是文化人與時代和社會的關系、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國畫》寫的是文化人和政治的關系，《大清相國》寫的是文化人和權力的關系，而《愛歷元年》寫的是文化人與情感的關系。”
作為文化人的龔曙光，對王躍文筆下的文化人的宿命與抗爭有著更深的思索。他所看到的是，21世紀的快速度打亂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漫長的進化史中的節奏，并導致了很多災難性的后果，這樣的時代大背景加劇了對文化人的裹挾與沖撞，每個人都不能自控。“在他的小說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權傾一方的官場核心人物，其實也是難以自控的。”
站在圈子的邊緣觀察
盡管王躍文非常反對媒體給自己貼上“官場小說家”的標簽，但他并不反對龔曙光將他的創作歸為另一種“類型化寫作”——文化人寫作。為什么王躍文的小說不僅僅引起文壇矚目，更觸發了非文學的震動?龔曙光認為，這一方面是源于王躍文對生活細節的深刻感受和準確提煉，因為這些細節的高度符號化，使人很容易對號入座，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躍文獨特的視角。
正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魯迅說《紅樓夢》令“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每個人看小說，都有他獨特的視覺。龔曙光認為，單從小說的創作視角來觀察，王躍文不管看經濟還是看情感，基本是離不開文化人這個圈子，但他是站在圈子邊緣看圈子里面的人，他的述事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風光、最得勢、最叱咤風云的人，他的小說中也幾乎沒有叱咤風云的人物和驚天動地的故事，基本都是站在圈子邊緣看這個圈子慢慢變化，再風云激蕩的大事、再呼風喚雨的人物，站在圈子邊緣看去，也只是風輕云淡、歲月無痕。
《愛歷元年》寫了一個家庭兩個主人公的情感歷程，從相愛到分別出軌再到回歸。王躍文說，這本書的最大特點是“溫柔”。小說的最后，夫妻兩人抱錯的孩子亦赤從拉薩給母親喜子發來一首詩：“……我以為我找不到家了/昨夜，我夢見一雙軟軟的鞋/媽媽，與其讓你如此牽掛/不如你帶我回家。”很多人讀到這里，都沒能忍住淚水。
王躍文認為自己一以貫之的寫作習慣，無論過去寫官場也好，鄉村也好，還是現在寫中年知識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寫的，都是生活的日常狀態。“我不喜歡故意把故事搞得波瀾壯闊，非常曲折，甚至離奇，我覺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態，而是生活的極端狀態；如果文學總是寫這種極端狀態，未必能夠揭示生活的本質。”毫無疑問，寫這種看上去波瀾不驚的故事，對作家的寫作能力要求更高。王躍文的小說一直廣受讀者的歡迎，這正是對他寫作能力的最高肯定。
以審美抗爭宿命
回過來說《愛歷元年》中的兩個人物，孫離和喜子，兩個出身平凡的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擁有穩定的工作，事業和生活都處在上升期，卻不能免俗地雙雙出軌。這是一個在中國大地的每一個角落里天天上演的老故事，完全沒有新意。在生活中，這些故事的結局，往往不是身體上鼻青臉腫，就是心靈上傷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親情分崩離析。但王躍文卻拒絕接受這種結局，他為這個老故事灌注了新的生命。
故事的最后，兩個人通過內心的抗爭獲得自我救贖，悄然回歸情感的起點，重啟愛歷元年。龔曙光認為，這個結局正體現了王躍文的審美，體現了作者對他所不喜歡的宿命的抗爭。“生活其實比小說更頹廢，更令人沮喪，但是躍文不甘心這樣的時代和結局，也不甘心這么多出軌的人最終把每個家庭都弄得四分五裂，所以他最終選擇了溫柔和溫暖，這是王躍文心靈抗爭的一秉燭光。雖然我們可能會質疑出軌與回歸哪一種愛情更真誠，背叛與懺悔哪一種情感更深切，而王躍文卻執拗地想讓讀者相信，破鏡能夠重圓。這是他給予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期許。”
正如文學評論所言，王躍文的《愛歷元年》是一部無比誠實的情愛之書，在一幕幕情愛糾纏里，多角度呈現了欲望的沖撞、內心的迷亂和人性中善與美的升華；但《愛歷元年》更是一部無比溫暖的人性之書，將文學撫慰心靈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將人性的光輝抒寫到了極致，喚起了人性的救贖，激揚了人生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