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領域之一，一直被各界關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國企改革明確表態，即“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分類推進改革”。
龔曙光代表。圖/瀟湘晨報記者殷建軍
國企改革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領域之一，一直被各界關注。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國企改革明確表態，即“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分類推進改革”。
如何分類更為科學?對于“既要養眼，更要養心的文化產品”，對于“既要賺錢，更要積德的文化企業”，傳統的競爭型、公益型、資源型國企“三分法”能裝得下嗎?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認為，有必要強化文化企業追求社會效益的特點，以制度保障國有文化企業的例外性，使得文化產品“不僅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更要提升國家的文明水平”；文化企業“不僅可以貢獻經濟增長量，更可以輸出社會正能量”。
國企分類引入“文化例外”原則
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分類評價和激勵。龔曙光說，按照現在國企改革中的“四分法”也好、“三分法”也好，都難以把國有文化企業裝進去。
裝不進去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和企業像國家對文化企業這樣有雙重職能的要求。“一方面文化產業是高競爭性產業。”龔曙光說，作為一個人才依賴型企業，文化企業所涉及的人才、資源、資本，都是高度市場化的，很難設想一個國有文化企業按照事業單位來進行付酬、激勵，最后還能做出一流的成績。但同時，社會對文化企業，又從來是按照是不是有利于社會、是不是有利于受眾、是不是能夠溫暖人心、是不是能夠輸出正能量來要求的，“這方面來講，它又是公益型的，而且始終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龔曙光認為，文化產品既要養眼，更要養心，不僅要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更要提升國家的文明水平；文化企業既要賺錢，更要積德，不僅要貢獻經濟增長量，更要輸出社會正能量。這二位一體的功能特性，決定了國有文化企業區別于其他國企的特殊性。
龔曙光認為，可以引入“文化例外”原則。他說，在國際文化貿易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叫做文化例外，也就是將文化產業作為一個特殊產業。龔曙光認為，基于國情以及國家對文化產品提出的功能要求，將這一概念引入國內經濟體系，是恰當的，也是必要的。
建議國企分類新增“文化型”
龔曙光呼吁，管理部門在對國有企業劃分類別時，將國有企業分為競爭型、公益型、資源型以及文化型。文化型企業的考評體系，應該要與其他類別的國企不一樣。
“考量一部話劇產品是否成功，既要考量這部話劇能演多少場，每場有多少收益，一年能賺多少錢，虧本不虧本。”龔曙光說，更重要的是，還要考量這部話劇上演后是不是讓觀眾產生了長期的健康情緒，是不是對觀眾進行了美好情操的引導。“因此，把文化企業歸入資源型、競爭型，甚至歸入公益型，都不合適。”
還有網絡游戲，龔曙光舉例說，一家游戲企業如果按照競爭型的方式去操作，它是不會考慮游戲是不是過分暴力、情色太重的。“如果是競爭型企業，當然游戲的成癮性越高越好，越癡迷，玩家的黏性越高，企業就越賺錢。”
但是，如果有了單獨的“文化型”，那么我們考察的時候就既要看這款游戲的投入產出比，還要看這款游戲暴力不暴力，情色不情色，是不是有太高黏度、誘導成癮性。
“如果說十八大之前的改革劃分了文化事業與企業的社會功能，確定了文化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那么，我建議十八大之后的深化改革，應該區分文化產業和其他產業的社會功能，強化文化企業追求社會效益的特點，以制度保障文化企業的例外性。”龔曙光呼吁。
龔曙光介紹，中南傳媒制定了內容企業利潤零增長和重大題材經濟補貼制度，確保企業不會因經濟壓力犧牲社會效益。比如，對有重大集成意義的《歷代辭賦總匯》和《大師說戲》的編輯出版，都給予了大量資金補貼。
釋疑 中南傳媒為何不并購網游
“我無法想象一家為社會出書的企業，卻為了賺錢而讓孩子游戲成癮!”龔曙光如此解釋中南傳媒為什么不并購網游。
“網游的成癮性為社會所公認，游戲在互聯網平臺上對青少年全開放，無異于源源不斷地把一批又一批青少年往游戲成癮者的路上輸送。”龔曙光認為。
談起成癮性網絡游戲，他如鯁在喉，網游借助電商平臺、借助移動互聯網，在日常生活中的無孔不入讓龔曙光揪心。
“書香社會”這個充滿人文氣息的詞，今年首次“亮相”政府工作報告。龔曙光直言，讓孩子天天在網上玩游戲，他怎么去讀書，成人也玩網游不讀書了，怎么可能有“書香社會”?
龔曙光認為，文化生態，特別是網上的文化生態也要治理污染。他建議，加強對互聯網文化生產、傳播的監管，還青少年一片文化生態的山清水秀。
中南傳媒上市后，不斷有股民提出公司為什么不并購網游。對此，龔曙光態度堅決，“成癮性游戲再能吸金，也堅決不做”，因為“我無法想象一家為社會出書的企業，為了賺錢而讓孩子游戲成癮。”
瀟湘晨報記者 梁美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