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yè)中，地方古籍整理出版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地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義猶如廣陵書社社長曾學文所云，歷史上，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達、文化繁榮、學術昌明之時，往往是地方文獻纂修勃興之時。

　　現(xiàn)實的確如此。近年來，湖南的《湖湘文庫》、浙江的《浙江文叢》、安徽的《安徽古籍叢書》、甘肅的《甘肅秦漢簡牘集釋》等一批頗有學術價值的地方古籍，經過今人整理后被陸續(xù)出版，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梳理上述圖書問世的前前后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些在社會上產生深遠影響的地方古籍整理后得以重新出版，與國家、各級地方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密不可分。安徽古籍辦主任彭君華著文說，“最新公布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中，包括《方以智全書》在內的新列《安徽古籍叢書》項目達48種之多。”還有甘肅文化出版社也是如此，該社社長王奕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甘肅文化出版社有兩個項目獲得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由此可說，正是國家的支持扶助，堅定了地方古籍整理出版者持之以恒開發(fā)和實施優(yōu)質古籍項目的信心。

　　當然，在看到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可喜的一面的同時，一些現(xiàn)象也不可回避，比如有些省份將地方古籍辦撤掉，有的存在也形同虛設名存實亡。這種現(xiàn)象的存在難免對地方古籍整理出版有著影響，因為僅靠各省的古籍出版社的整理出版力量還是單薄了些。

　　一年、兩年，乃至一輩子奉獻給一部書或者一套書的古籍整理出版者，現(xiàn)實中大有人在。是他們，讓那些優(yōu)質的地方古籍出版資源免于束之高閣。同樣是他們，苦坐冷板凳，默默地做著心愛的事業(yè)。在這個追求快閱讀、快出版的時代，他們的付出也許暫時體現(xiàn)不出來，但是從長遠看，他們的付出和地方古籍整理出版物一樣有價值，值得讀者尊重。